告知是法定义务

小梅出生于2012年，因难产导致痉挛型脑瘫，属于二级残疾。在父母的精心照料和巨额医疗投入下，她终于在3岁8个月时学会了走路。2020年9月，小梅入读某小学。在校连续五年的随班就读心理健康辅导记录显示，她的心理状态逐步恶化：从入学时的“眼神友善而灵动，内心世界很快乐”，逐渐变成了“不爱说话性格内向，参加集体活动少，性格有些偏执，与同学关系也不融洽”。小梅的母亲事后查阅监控发现，女儿在校期间表现沉默拘谨，有同学当面骂她、用手肘怼她，甚至模仿她手抖写字的样子。2025年3月至4月，小梅化名两次投信给学校心理老师，信中写道：“是不是死了就不痛苦了？”、“同学骂我是瘸子……我就是一个累赘……唯一的愿望就是消失。”心理老师认出是小梅，单独对她进行了心理疏导，但在小梅“不要告诉家长”的请求下，心理老师未打破信任，也未通知家长。同年4月，学校心理危机筛查将小梅定为“一般预警”。2025 年6月5日凌晨，小梅独自从自家 6 楼窗台坠亡。警方勘查发现孩子手腕存在新鲜划痕，卧室留有遗书，遗书中写明因身体不好、学习不佳、遭受同学非议萌生厌世想法。悲痛的父母调取监控、整理书信证据后，将就读小学、四名同班学生及其监护人一并起诉至法院。

【法院一审判决】

2026年2月5日，当地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核心结论如下：

校方责任认定：校方因未及时将学生心理危机告知监护人，存在过错，承担20%赔偿责任（核定总损失110余万元，校方承担24万余元，其中保险赔付20万、学校赔付4万余元）；

家长主要责任：小梅父母作为二级残疾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，对孩子特殊身心状态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，未能及时察觉疏导长期心理异常，承担80%主要责任；

同学不担责：现有碎片化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校园欺凌行为，无法认定四名学生行为与小梅自杀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，四名学生及监护人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。

一审宣判后，小梅父母、学校、保险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，已提起上诉，案件进入二审程序。

【关键理由分析】：

一审判决为何认定学校有错

1.“未告知家长”是核心过错

在本案中，心理老师确实收到了孩子明确的轻生表达，确实进行了谈心，也确实出于对孩子的保护意愿而选择了“保密”。但这些努力，在法庭上被认定为“教育管理履职疏漏”。法院认为，校方虽然进行了谈话，但未能依据教育部相关规定，建立重大心理疾病报告制度，也未及时将这一重大心理危机告知监护人，导致家长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。这一认定的法律依据在于：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制度，不应只停留在内部防范的层面。当学生出现明确的、高致命性的自杀信号时，学校的“保密义务”必须让位于“生命至上原则”。学校心理老师的角色，不是心理咨询师意义上的保密者，而是在发现潜在危机时必须立刻与监护人联动的安全防火墙。

2. 家长承担主要责任的依据

法院同时认定，小梅父母作为二级残疾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，对孩子的特殊身心状态负有更高的注意与监护义务。父母也确实未能在孩子长期压抑的过程中及时察觉到异常，例如孩子屡次写满抱怨和绝望的日记，家长均未能发现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监护制度的法理基础，监护人未能尽到教育与保护义务，需要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，这一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充分的理据。

3. 类似案件的判决印证

本案的一审判决并非孤立个案，司法实践在这一问题上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裁判倾向。以另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例为例——2023年2月，广州市一名五年级学生小付在校内高坠身亡。此前，小付曾向班主任刘老师发出自杀信号，将遗书直接放在刘老师的办公桌上，但校方始终未及时通知家长。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“班主任刘某知道小付有自杀意图后，学校没有及时通知小付父母，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对小付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学校心理医生的疏导，并防止小付实施自杀的行为”，最终判决校方承担40%的责任，赔偿32万余元。两起案件虽发生在不同地区、不同年份，但法院的核心说理高度一致：学校一旦知悉学生存在明确的自杀意图或严重心理危机，第一时间通报家长是不可逾越的法律义务；未能履行该义务，即为过错，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。

【给学校和老师的几点启示】

启示一：发现学生存在心理危机，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家长

很多心理老师、班主任存在认知误区：只要在校内谈心安抚、做了心理辅导就算完成工作。本案明确纠正了该错误认知：面对有自残、轻生、重度抑郁等高危心理倾向的学生，校内疏导只是第一步，及时书面、可留存证据告知监护人是不可省略的法定流程。当学生表达出轻生念头时，告知家长不是可选项，而是必选项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建议学校统一设计《学生心理高危预警告知回执单》，送达家长后签字留存归档，杜绝口头通知、无凭证沟通，规避后续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。

启示二：重大心理疾病报告制度，不能只停留在纸面

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引用了教育部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》，指出学校未建立重大心理疾病报告制度。这意味着，心理危机报告不是"做了更好"的加分项，而是法规明确要求的强制性义务。没有制度就是违规，有了制度不执行同样是违规。建议学校立即对照该规定，完善本校的心理危机识别与报告机制，明确：谁负责识别、向谁报告、多长时间内通知家长、通知的方式和内容要求、记录留存规范等，形成可操作的制度闭环。

启示三：多层级明确责任分工，杜绝心理预警信息卡在单一老师手里

心理教师接收学生求救信件、倾诉内容后，不能独自处置、单独保管信息。学校要建立三级流转机制：心理老师登记建档→德育部门复核研判→分管校领导审批→同步推送监护人。即便学生要求 “保密、不要告诉家长”，一旦触及轻生、自伤等生命安全红线，保密权限必须让位于生命保护义务，无条件通知监护人。

启示四：对随班就读特殊学生，要建立 “一人一档、家校周联动” 专属关爱机制

本案还涉及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——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。他们不仅在身体和学业上需要特殊支持，其心理状态同样值得高度关注。学校应当将随班就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纳入重点管理台账，定期评估、持续跟踪、及时反馈，防微杜渐。班主任每周固定和特殊学生家长线上或线下沟通在校状态，主动同步同伴相处、课堂参与、情绪变化细节。心理教师每季度专项心理测评，异动数据即时同步家长，不单独在校内封存档案、隐瞒异常情况。针对行动不便、体质特殊的学生，集体活动差异化安排理由、调整方案必须提前书面征得家长同意，避免事后被认定刻意孤立、歧视学生。

启示五：提前完善校方责任险配套预案，同时做好内部履职督查

本案学校即便投保了责任险，依然自行承担了四万余元赔偿，无法实现全额兜底。各校一方面要优化保险投保方案，厘清赔付范围；另一方面教务处、德育处定期抽查心理预警台账、告知回执、特殊学生沟通记录，定期复盘危机处置流程漏洞，把事后赔偿风险前置化解为日常规范管理。

【总结】

特殊学生心理健康管理、心理危机家校同步处置不再只是常规德育工作，而是法定履职义务。本案清晰划定了学校、班主任、心理教师的责任边界，为所有学校开展特殊学生关爱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敲响法律警钟。

来源：“学校法律顾问”公众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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