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年，人们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期待中，调节限制过高收入、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已是一个明确方向。这没错。但当我们看到，对“过高收入”人群的定义越来越宽泛，甚至把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也列入其中，同时对“过高”的数量界定越来越挑剔，例如要规定公司总经理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不能多于几倍时，不能不说，这种看似“共富”的方向未必符合分配正义原则。

在最早阐述“分配公正”原则的亚里士多德那里，“分配公正”包括“数量相等”和“比值相等”，前者是“你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相等”，后者是根据个人的真价值和贡献，按比例获得与之相衡称的事物。他强调“比值相等”是“真正的正义”，公正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城邦各要素的贡献大小为依据，不考虑功过、只考虑个人需要的分配是不正义的分配，劫富济贫或恃强逞暴都不正义。

上述原理今天仍可借鉴。对收入偏低的弱势群体，提高其收入和保障以及人力资本，是体现“包容性发展”的“补差正义”。同时，鼓励多劳多得、创业创造，是体现付出与回报相匹配的更重要的分配正义。俗话说“有一个富人就会有五百个穷人”，其实，“有一个富人就会让五百个穷人脱贫”，也许是更大的道理。1914年，亨利•福特将工人日最低工资提高到5美元（当时平均为2美元），是管理学上的经典案例。没有这样的富人，就业、增收、消费都是难题。

就现实而言，与其泛泛讨论过高收入，不如讨论哪种“过高收入”是不正义的。依靠资源和资产的机会分配的严重不平等、不规范、不透明，所带来的某些利益阶层的“过高收入”，那些与特权、寻租、垄断、独占性牌照、公共资源的廉价使用、金融资产性套利等相关的“过高收入”，才是改革要精确打击的目标。

如果分配改革的结果，是阳光下的富人因“负激励”丧失奋斗精神，而灰色隐形富豪们因“体制固化”依然固我，改革是成还是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