欲论“罪己诏”，先得探究“诏”字涵义及其演变。《说文解字》对“诏”的解释很简单：告也，从言从召。东汉鸿儒郑玄为“诏”作注，也明确谓“诏，告也”。《管子》记载齐桓公探望卧病的管仲，还虚心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：“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。”可见“诏”也可用于臣下对主上。但是，自秦始皇宣告“命为‘制’，令为‘诏’”之后，“诏”的话语权就变为皇帝的专利了。及至明朝，开国皇帝朱元璋定大朝会正殿名为“奉天殿”（取《尚书》“惟辟奉天”之义），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有“奉天法祖”四字，对臣下的诰敕命中必称“奉天承运皇帝”，以显示君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，其后相沿成为皇帝敕命中的套语。不过，像有的电视剧，太监手把文书，口称圣旨，必读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”云云，将这个套话用在唐宋甚至更早的皇帝诏书的开头，就违背历史真实了，盖彼时这个政治词语还未出世呢。

诏书作为皇帝下达的命令，堪称“最高指示”，绝对是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。不过，其中有一类特殊文本可称帝王“自我批评”的“罪己诏”，其执行就全凭下诏者本身的自律和自觉了。不管能否得到认真执行，这“罪己诏”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政治文化现象。本来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每天自省，合于古训；有过自责,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。但是,帝王决非常人，而是“圣天子”，不惟“圣”，且高居天人之际，近乎“神”，“君权神授”。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，能自省其过，已殊非易事，若进而写成文告——《罪己诏》，颁示天下，就更加轰动舆情了。古代帝王能操起“自我批评”的武器，毕竟不乏引人思考乃至可资借鉴者。

帝王的诏书，在正史中着实是连篇累牍，而“罪己诏”却属稀有文本，有人查遍相关典籍，检索出“罪己诏”全部记录不过五十条，其中部分内容还属重复记载；当然，如果不拘泥于“罪己”二字，而将有明显自我批评内容的诏书和言论计算在内，则“罪己诏”之实数应当大于五十。论其起源，古人皆称从“禹、汤罪己”开始。据古籍记载：大禹登上帝位后，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，就伤心地哭了起来，左右问其故，禹曰：尧舜之时，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，而予为君，百姓各以其心为心，是以痛之。禹见民心涣散，深感内疚，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，于是自省自责，主动承担领导责任。商灭夏后，汤布告天下，安抚民心，此即所谓《汤诰》。在此诰中，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。禹、汤罪己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复经附会神化，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榜样，“罪己诏”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、救困危渡难关的一种应急术。

继禹、汤“罪己”实施自我批评的，是周成王和秦穆公。周成王平定管叔、蔡叔的叛乱之后，反思祸乱产生的原因并作诗自诫，以防再出现大灾祸。惩前毖后，“莫予荓蜂，自求辛螫”（诗句大意是：没人把我来牵扯，祸害拖累自己找）。他担心“家国多难不堪忍，又陷困境多烦恼”（《诗经·周颂·小毖》）。

秦穆公也是在自以为是、劳师远征惨遭败绩、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，做深切自责的，《尚书·秦誓》记述了这位古代领导人的悔过之词，其文结语曰：“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。邦之杌陧，曰由一人；邦之荣怀，亦尚一人之庆。”秦穆公明确意识到一国之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：自己美德不足，国家就坏了啊!这样就保不住秦国的人民了，事情就搞糟了。国家有危险，是因为我用人不当；国家安宁，是因为我重用贤臣啊。

总览历代帝王“罪己诏”文本，可以看出，促使帝王罪己的，一为天灾，二为人祸，三为自省。

二

天灾，如水、旱、风、冻、地震、虫害、瘟疫等，在任何时代、任何社会制度下，都会发生。既为天灾，则非人力所能改变，即使科学技术发达如当代，人们可以预警、提防，尽量减少天灾所造成的损失，却无法对天公用命令式的语言说“不！”天灾，好像是造物主为聪明绝顶的人类设定的劫难，反反复复考验磨砺人的生存能力，更拷问着统治者的灵魂。受认识水平限制，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天象的变化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，认为那是“天谴”、“天戒”，所以每逢此时，常见天子引咎自责。虽然其禳灾的说辞并不科学，再往后且流于作秀，但早期帝王解民倒悬之情，却也颇为感人。

成汤革命，灭夏建商。始建国，逢大旱，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：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，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，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。我本人若有罪，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；天下万方若有罪，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。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这位革命领袖真是爱民如子，感人至深。《论语》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“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”。这句话似乎成了后世帝王用以自责的套话。

汉文帝后元元年（前163）诏曰：“间者数年比不登，又有水旱疾疫之灾，朕甚忧之。愚而不明，未达其咎。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？……将百官奉养或费，无用之事或多欤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！”

汉宣帝本始四年（前70），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，或山崩水出。诏曰：“盖灾异者，天地之戒也。朕承洪业，奉宗庙，托于士民之上，未能和群生。乃者地震北海、琅邪，毁坏宗庙，朕甚惧焉。”

汉明帝永平八年（65）冬十月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“……永思厥咎，在予一人。群司勉修职事，极言无讳。”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，直言得失。帝览章，深自引咎，乃以所上颁示百官，诏曰：“群僚所言，皆朕之过。人冤不能理，吏黠不能禁；而轻用人力，缮修宫宇，出入无节，喜怒过差……永览前戒，悚然兢惧。”这位汉明帝在灾异面前广开言路，听取下级批评意见，进而引咎自责，十分难得。

汉明帝处理灾异很可借鉴，其对待祥瑞也很是清醒。所谓祥瑞，不过是借了某种自然现象，向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，属“就是好”之类的古代版政治高调，人主当然喜欢听。汉明帝则不然。永平六年（63）二月，王雒山出宝鼎，庐江太守献之。诏曰：“祥瑞之降，以应有德。方今政化多僻，何以致兹？……先帝诏书，禁人上事言圣，而间者立奏颇多浮词，自今若有过称虚誉，尚书皆宜抑而不省，示不为谄子蚩也。”面对颂词赞语，他依然自省政教“多僻”，并明令抑制那种找由头唱赞歌的政风。仅凭此举，这位刘皇帝就无愧于他的谥号：明。

汉安帝永初三年（109）三月，京师大饥，民相食。壬辰，公卿诣阙谢。诏曰：“朕以幼冲，奉承洪业，不能宣流风化，而感逆阴阳，至令百姓饥荒，更相啖食。永怀悼叹，若附渊水。咎在朕助不逮。”面对大饥馑，皇帝第一个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，而不是推给“自然灾害”；并对受难者“永怀悼叹”，而不是心安理得，“太平天子”照当，欢舞照跳，赞歌照唱。

魏孝文帝面对天旱，“罪己”之举是绝食，方式独特，态度真诚，付诸行动。绝食三日后，群臣请求皇上进食，并报告说四周普降甘霖，独京城微少。孝文帝担心群臣假报好消息，骗他进食，乃曰：“将遣使视之，果如所言，即当进膳；如其不然，朕何以生为！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！”天不雨，民受饥，我凭什么活着？不下雨他就要将绝食进行到底。

唐太宗贞观二年（628），旱、蝗并至，诏曰：“若使年谷丰稔，天下乂安，移灾朕身，以存万国，是所愿也，甘心无吝。”唐太宗时代，臣民呼“万岁”之外，是否天天都要祈祷皇上“永远健康”，不详；但万岁爷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，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，却明文如上。爱民如此，令人叹服。

唐宪宗元和三年（808）冬迄翌年春，持续大旱，帝乃“罪己”求雨，雨降，白居易写《贺雨》诗颂其事，其略曰：

皇帝嗣宝历，元和三年冬。自冬及春暮，不雨旱爞爞。上心念下民，惧岁成灾凶。遂下罪己诏，殷勤告万邦。帝曰予一人，继天承祖宗。忧勤不遑宁，夙夜心忡忡。顺人人心悦，先天天意从。诏下才七日，和气生冲融。凝为油油云，散作习习风。昼夜三日雨，凄凄复濛濛。万心春熙熙，百谷青芃芃。人变愁为喜，岁易俭为丰。乃知王者心，忧乐与众同。蹈舞呼万岁，列贺明庭中。小臣诚愚陋，职忝金銮宫。稽首再三拜，一言献天聪。君以明为圣，臣以直为忠。敢贺有其始，亦愿有其终。

皇帝“罪己”祈雨，甘霖沛然而降，自是偶然巧合，白诗颂圣，免不了神化领导的牵强附会之词，不过，李皇帝的清醒和自我批评精神比较突出，也是确实的。也是元和三年，有官员主持盛修安国寺，奏立盛德碑，为皇上歌功颂德，宪宗令毁此碑。元和七年，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，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。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，他当即认错：“国以人为本，闻有灾当亟救之，岂可尚复疑之邪！朕适者不思，失言耳。”仅仅说错了几句话，也要自我检讨，委实不易。

唐文宗李昂，任最高核心八年尚未上尊号，经不住群臣三番五次地请求，准备正式接受“大和文武仁圣皇帝”尊号，恰在此时，偏偏有一个爱讲真话的官员薛季稜向皇上报忧说：关中一些地方民生凋敝。李皇帝由是慨叹道：关中地区算是丰年，老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困苦；更何况江淮地区连年水灾，那里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苦了！我身为一国之君，未能救民于困苦之中，已经够难为情的了，哪里还敢再摆谱去崇尚那些花里胡哨的虚名呀！唐文宗不尚虚名，注重民生，勇于自责，屡辞尊号，也很难得。

宋理宗于嘉熙四年（1240）春正月庚辰下“罪己诏”曰：“朕德不类，不能上全三光之明，下遂群生之和，变异频仍，咎证彰灼，夙夜祗惧，不遑宁康。乃正月辛未，有流星见于营室，太史占厥名曰彗，灾孰大焉。天道不远，谴告匪虚，万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今朕痛自刻责，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欤？举措未公而贤否杂进欤？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欤？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欤？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欤？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欤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，郡黎有苦而朕不知，谪见上帝，象甚著明。爰避正殿，减常膳，以示侧身修行之意。”面对天谴，这位赵皇帝从六个方面自查自律，全面检讨自家执政水平，也不容易啊。

古代讲天人感应，号称“天子”的皇帝，面对天兆，自然要从自身来找原因。洎明朝以降，皇帝都自称是“奉天承运”，当然好运厄运都要一并承担了。据黄仁宇先生统计，西汉一代灾异频发，《汉书》记载皇帝颁布“罪己诏”多达三十三次（宣帝八次，元帝十三次，成帝十二次。鸣弓按：其实比此数还要多，如上文所引文帝“罪己诏”就未计入）。这样一再公开承认中枢领导无力，意图以精诚感动军民，确乎罕见。其实，皇帝不做自我批评，谁又有资格去追究他的责任呢？

帝王在处理灾异涉及高官时，如果他意识到“罪己”比惩处官员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，自会“高姿态”选择前者。

曹魏黄初二年（221）六月，日食发生。日食在当今连小学生都可以解释的天象，古人却认为是上天对人的警告。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，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。当时太尉是老臣贾诩。这个贾诩，凭老谋深算帮曹丕赢得大位，而此时政局还未完全稳定，曹丕当然不能因一次日食就除掉股肱。所以当即下诏说：上天降下灾异，是警告天子的。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，这不是圣人的做法。文武官员们，大家小心尽职吧！以后凡有上天警告，绝不归罪你们。曹丕一纸“所有责任我来负”的“罪己诏”不仅保住了心腹谋臣贾诩，也为自己赢得了宽厚仁慈、善待功臣的美名。

五代后晋出帝开运元年（944）滑州河决，殃及附近五州。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。既塞，帝欲刻碑纪其事。中书舍人杨昭俭谏曰：“陛下刻石纪功，不若降哀痛之诏；染翰颂美，不若颁罪己之文。”帝善其言而止。战胜一次大洪灾，立块纪念碑，歌颂皇帝的英明领导，这个在当时看来是正常不过的创意，居然遭到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反对，他甚至公然要皇上下“罪己诏”！想想也是，泽国一片，哀鸿遍地，你哪有心思高唱颂圣诗呢？身为最高，当哀痛斯民，下诏“罪己”才是。杨昭俭敢于直言固然不易，而晋出帝石重贵能接受如此刺耳的批评，在惯于丧事当喜事办的国度里，尤显难得。

宋真宗时，一次内宫火灾后，有言非天灾，请置狱劾火事，当坐死者百余人。宰相王旦请见，曰：“始失火时，陛下以罪己诏天下，而臣等皆上章待罪，今反归咎于人，何以示信？且火虽有迹，宁知非天谴邪？”由是当坐者皆免。皇上认为是天灾，并已经带头承担过领导责任的事，现在却要自食其言，兴狱罪人，此举关乎国家诚信，故王旦要面折廷争。

三

天灾诚然是天公给帝王出的测试题，而人祸，则绝对是帝王们的“自作孽”，包括因了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饥民造反，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，奸臣谋大位，皇族窝里斗，乃至于所谓“外患”等等，其乱根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。比较而言，天灾不可抗拒，人祸却可以防范。防范之法说来简单：时刻保持警惕，留心苗头，杜于始萌；紧盯患源，防于未然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道理谁都明白，但是，实际行动起来，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，恣意妄为，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，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，终于大祸酿成，大错铸成。大祸临头，帝业动摇，甚至危及帝王头颅时，帝王也会“罪己”，“骂”自己混蛋的。

糊涂指数低的帝王，不会等到一塌糊涂之时才“罪己”，而是保持某种自省，自我检讨于大祸酿成之前。而糊涂指数偏高的帝王，多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、国家岌岌可危之时才颁诏“罪己”的。

好大喜功的汉武帝，即位后穷兵黩武，又好神仙方士，大造宫室，挥霍无度,致使民力枯竭，寇盗并起，天下板荡。晚年，巫蛊狱兴，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，株连甚广。不久，即察知太子无辜，乃建“思子宫”，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，时在征和三年（前90）；明年，当群臣之面自责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害百姓、糜费天下者，悉罢之！”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往事，说：“向时愚惑，为方士所欺。天下岂有仙人，尽妖妄耳！节食服药，差可少病而已。”这位汉天子几十年的“学费”总算没白缴，终于悟出了健康之道。随后，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（今新疆轮台县）的奏请，决定“弃轮台之地，而下哀痛之诏”：

前有司奏，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。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……乃者贰师败（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惨败），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隧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优民也。今朕不忍闻……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（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），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。

他“深陈既往之悔”，不忍心再“扰劳天下”，决心“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”，“由是不复出军。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,以明休息,思富养民也”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《轮台罪己诏》。汉武帝执政半个世纪后，回首前尘，自悟其非，其自我批评的理性和自我否定的勇气，终究还是值得称道的。

唐天宝十五年（756），盛世天子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，曾几次和着眼泪“罪己”，因为情况紧急，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，就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，当众认错，做自我批评。先是，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：皇上昏昧，不听忠言，视反贼若宝贝，近臣阿谀，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，今日之祸，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。假如不是糟到今天这地步，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！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：“此朕之不明，悔无所及！”处死杨国忠、杨贵妃后，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。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，并亲自说服动员，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，用人失误，致有今日，“朕甚愧之”。言及动情处，禁不住泪洒襟怀。也许，这是帝王自我批评文本中最朴实最真诚的，没有虚词套话，只有沉痛自责。

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“罪己诏”文本的，是唐德宗。此君即位不久，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。建中四年（783），长安失守，德宗仓皇逃亡，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（今陕西乾县）。次年春，他痛定思痛，颁《罪己大赦诏》，曰：

立政兴化，必在推诚；忘己济人，不吝改过。朕嗣服丕构，君临万邦，失守宗祧，越在草莽。不念率德，诚莫追于既往；永言思咎，期有复于将来。明征其义，以示天下。小子惧德不嗣，罔敢怠荒。然以长于深宫之中，暗于经国之务，积习易溺，居安忘危。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恤征戍之劳苦。致泽靡下究，情不上通，事既壅隔，人怀疑阻。犹昧省己，遂用兴戎，征师四方，转饷千里。赋车籍马，远近骚然；行赍居送，众庶劳止。力役不息，田莱多荒。暴令峻于诛求，疲民空于杼轴，转死沟壑，离去乡里，邑里丘墟，人烟断绝。天谴于上而朕不寤，人怨于下而朕不知。驯致乱阶，变起都邑，贼臣乘衅，肆逆滔天，曾莫愧畏，敢行凌逼。万品失序，九庙震惊，上累于祖宗，下负于蒸庶。痛心靦面，罪实在予，永言愧悼，若坠泉谷。赖天地降祐，人祇协谋，将相竭诚，爪牙宣力，群盗斯屏，皇维载张。将弘远图，必布新令。朕晨兴夕惕，惟省前非……

应该说，唐德宗的“罪己诏”是检查全面，认识深刻，态度诚恳，整改有力。于历数自己的罪过后，特别明令：中外书奏不得再使用“圣神文武”的尊号。试想，把国家拖到濒临崩溃的边缘，再听臣民称颂“英明伟大”，即使别人不掩口而笑，自家首先就脸红了。唐德宗毕竟还有羞耻之心，而不是脸皮厚、高帽戴不够的那类。此外，除旧布新的整改措施还有：大赦天下；改元“兴元”；停征部分杂税等。

此诏文字真挚动人,很有感召力，颁后，“四方人心大悦”，“士卒皆感泣”，民心军心为之大振,不久，动乱即告平息。

再说个因选美而自责的事。选美，似是帝王理所应当的特权享受。晋武帝曾明令全国选美，有蔽匿者以不敬论，采择未毕，权禁天下婚嫁。皇帝老倌正在选美，百姓人等谁也不能结婚，如此诏令简直混蛋透顶、霸道之极，迹近兽道，然而，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，谁也奈何不得。唐武宗会昌三年（843），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。监军要节度使杜悰参与其事，杜答“不敢预闻”，予以抵制。监军告了御状，左右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。上曰：“敕藩方选倡女入宫，岂圣天子所为！杜悰不徇监军意，得大臣体，真宰相也。朕甚愧之！”选美，绝对是皇帝在制造“人祸”，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出此举不妥，自谴“甚愧”，并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，用实际行动表示悔过。

北宋末年，宋徽宗也发过“罪己诏”。宣和七年（1125）十一月，金兵大举进犯，兵临城下，东京危急。值此关头，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：“宜先下罪己诏,更革各种弊政,使人心悦,天意回。”诏书则罗列了自己的罪过：“言路蔽塞,谄谀日闻,佞幸专权,贪官得志。”“赋税竭生民之财,戍役困军伍之力。多作无益,侈靡成风。”“灾异迭见而朕不寤，众庶怨怼而朕不知。追思己过,悔之何及！”随后,匆匆传皇位给太子赵桓，是为钦宗,他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。怎奈国家病入膏肓，赵佶的“自我批评”和“换人”药方，未能使摇摇欲坠的宋王朝起死回生，其太上皇美梦迅速化作屈辱的楚囚泪了。《宋史》探究宋徽宗失国之由，是“特恃其私智小慧，用心一偏，疏斥正士，狎近奸谀”。玩物而丧志，纵欲而败度，鲜不亡者。拿一句流行话说，宋徽宗实在是“自己打败了自己”！

明朝的亡国之君思宗朱由检，在位十七年，“罪己诏”没有少下。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闰四月大旱，久祈不雨，下“罪己诏”，其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可谓彻底：

出仕专为身谋，居官有同贸易。催钱粮先比火耗，完正额又欲羡余。甚至已经蠲免，亦悖旨私征；才议缮修，便乘机自润。或召买不给价值，或驿路诡名轿抬。或差派则卖富殊贫，或理谳则以直为枉。阿堵违心，则敲朴任意；囊橐既富，则奸慝可容。抚按之荐劾失真，要津之毁誉倒置。又如勋戚不知厌足，纵贪横于京畿。乡宦灭弃防维，肆侵凌于闾里。纳无赖为爪牙，受奸民之投献。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，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。嗟此小民，谁能安枕！

崇祯皇帝也不怕内部人士说他是给自家脸上“抹黑”，更不怕“敌对势力”用来攻击我大明的制度设计，而是口无遮拦，将官场丑事暴露得那么痛快，那么淋漓尽致，整个一部御制“官场腐败大揭底”！

及流贼犯皇陵，帝素服召对廷臣。陈子壮进言：“今日所急，在收人心。宜下罪己诏，激发忠义。”帝纳之。崇祯帝面对天灾人祸，除了下“罪己诏”，也不时玩点减膳、撤乐的花样。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，其“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，锭皆五百两，镌有‘永乐’字”。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，国库恁多积蓄，如能早拿来助赈、助饷，尽可少下两次“罪己诏”，或许还可避免上演煤山悲情一幕呢。崇祯自缢前的遗诏算是最后一次“罪己”：

朕自登基十七年，逆贼直逼京师，虽朕谅德藐躬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诸臣误朕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去朕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勿死伤百姓一人。

朱皇帝纵然怎样刚愎自用，君臣互误，身死国灭，但他的这篇遗诏究竟是感人的，他毕竟还有羞耻之情，自责之意；他毕竟还有爱民之心，宁愿以一人碎尸来保护百姓。人之将亡，其言也善啊。

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。逃亡途中，慈禧太后既感到政局已失控，又迫于内外压力，她当即决定和发布"罪己诏"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