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天，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，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——民进党“政府”试图在教科书里进行所谓“去中国化”，反对者则抗议纷纷。我问这些德国学生：“你们高中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？”

德国的教育权下放到各州自治，因此不同的州会有些差异。但是在七嘴八舌的争相发言里，我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：一是教科书并不重要，二是开放式。

如果这一课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，那么老师会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很多第一手资料，譬如俾斯麦首相的演讲原文，要学生从演讲稿中探讨当时普鲁士的外交策略，从而分析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。除了了解德国观点，学生必须知道法国观点，老师可能用电脑放映图片，反映当时法文报纸上的时事讽刺漫画、评论或者画家笔下的巴黎街头。分析战争本身，老师可能出示一张1870年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指标图，用来解释当时的“新科技”——譬如铁路的广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，如何使普鲁士在战场上占了上风。

也就是说，在整个讲课的过程里，教科书非但不是惟一的教材，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，甚至可能根本没用到。

第二个特征是开放式的教学。教学的主轴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，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里看出端倪，形成自己的判断。如果这一堂课的主题是纳粹，学生可能必须去读当时的报纸、希特勒的演讲、工会的会议记录、专栏作家的评论、纪录片等等，然后在课堂里辩论——纳粹的兴起，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，还是《凡尔赛合约》结下的恶果？或者是经济不景气的必然？各种因素都被提出来讨论。至于结论，学生要通过资料的分析和课堂的论辩自己来下。

在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里，教科书的地位，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参考数据而已。在众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里，包括演讲、漫画、照片、统计图表、新闻报道和学者评论、人物日记、法庭记录等等，教科书只是一个指引，不具任何一锤定音的权威。

至于考试，他们解释，也不会以教科书为本，而是开放式的题目，都是要你写文章回答的。譬如，“试分析俾斯麦的外交政策”或者“试分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”；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，教科书根本没有答案，也不可依赖。

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做一锤定音的权威，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，又有旁征博引的学问，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《圣经》，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书的问题吗？历史教学的真正问题所在恐怕不在教科书，而在教育的心态、制度和方法本身吧。

(原载9月17日出版的《财经》杂志，作者龙应台，本报有删节)